当前所在位置: 首页 > 全网热点

百年前颐和园的经营之道

2022-05-14 本站作者 【 字体:

▌·刘永家

1912年初,太后玉龙和宣彤皇帝溥仪在干青宫发布了退位诏书。至于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,第三款规定:“清帝退位后,暂留宫中,日后移至颐和园,侍卫照常。”就是让清朝皇室先住在故宫,再搬到颐和园。溥仪退位后,颐和园作为清朝皇室的私有财产,由清朝内务府管理。在废除帝制的形势下,社会各界强烈要求颐和园对外开放。

约翰斯顿敦促溥仪搬到颐和园。

1913年4月24日,民国二年,衙门(清朝的机构,民国初年原计划废除,但1924年为弥补民国警力不足而废除)制定了《游览颐和园总指南》。根据这份总指南的规定,所有游客必须获得外交部的批准,出具门照,并通知大清内务府,才可以游园。后来改为外国人来访由外交部审批,中国人来访由内务部或外交部办理。同时,颐和园对参观者的身份有限制,即只允许“政、党、军、学界”人士参观,而“妇女界”人士不得入园,并规定各行各业的参观者每次限10人,参观者的姓名和年龄必须在入园前三天向有关部门申报。即便如此,颐和园也仅限于每月农历初六,每次参观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6点。

在此期间,颐和园远未真正开放。没过多久,北洋政府财政困难,政府要给皇室400万。为了增加收入,1914年5月,布军指挥下的衙门与清内务府形成默契,“在开放游览的过程中,意味着筹款”,颐和园正式对外开放。

当时颐和园试园售票章程规定,游览时间为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,门票一元二角大洋出售。排云殿、南湖、滑稽园和玉泉山需要额外的门票。开放后平均每月售票收入2000元左右,且逐年递增。其中三分之二属于大清内务府,三分之一由衙门头的步军控制。

虽然溥仪已经退位,在故宫住了几年,但他无意搬出故宫,搬到颐和园。直到一个外国人的到来,才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。他是约翰斯顿。

约翰斯顿(Reginald F. Johnston)是苏格兰人,曾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自1898年以来,约翰斯顿一直担任英国香港总督的私人秘书。他游览过中国的名山大川,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,也熟悉中国的历史。他是个“中国通”。

1919年3月,经李鸿章之子李景迈推荐,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与英国大使馆联系,庄士敦被清皇室聘为溥仪的英语老师,来到故宫任教。他的到来给溥仪带来了很多西方的信息和西方的生活方式。

庄士敦还敦促溥仪改革内务府,其中一项就是敦促清朝迁都颐和园。约翰斯顿认为,搬到颐和园有利于溥仪在身体、精神和智力上的健康发展。

经过与内务部断断续续的斗争,1924年5月23日,庄士敦被溥仪任命为颐和园主任。这一天,溥仪决定和皇后一起去颐和园。没过多久,1924年11月,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,庄士敦的职务被暂停。约翰斯顿只主持了颐和园的管理工作五六个月。在此期间,他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管理和整顿颐和园。

起初,面对颐和园臃肿的机构和众多的工作人员,约翰斯顿把那些只领薪水,不做任何实际工作的人称为“食客”,尽可能裁减多余的人员。当颐和园的一位重要官员去世后,立即有人向约翰斯顿推荐了他的继任者,但约翰斯顿宣布这个职位是多余的,并将其撤销。

此外,约翰斯顿还介绍了招标的先进理念。当时,颐和园的一些破旧建筑要进行翻新,约翰斯顿被介绍给了两个承包商,他们已经承包了颐和园的翻新工程多年。约翰斯顿认为他们干得不错,于是请他们做了一个临时估价,但价格高得惊人。因此,约翰斯顿决定通过广告招标。他在北京的报纸上登广告,封估值,承包最低价。这一新的行动不仅让颐和园的官员感到惊讶,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评论。不过这种方法效果很好。最终中标者的报价仅为海淀两家承包商的七分之一。约翰斯顿的一些措施极大地改变了颐和园的状况。

学者们参观颐和园

1924年11月,冯玉祥的“国军”进驻颐和园后,园内所有的寺庙——玉斗,都被清善后委员会和清公署查封。现阶段颐和园变化不大,仍然实行对外开放门票的政策。门票不变。

当年一些文人的游记,记录了颐和园的很多细节。1925年,北京大学教师武玉在他7月9日(农历五月十五)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如何在几天前带着家人参观颐和园:

5月15日(旧历)周四,风雨无阻。三个女孩和四个女孩,乘车去颐和园。车费十元,酒一元。门票一元两分。进了排云殿,买票,每张外国五角,幽默园,买票,每张外国二角。西餐十元,茶七毛六。汽车停车费三角。买一张颐和园的照片,海洋的一角。四个女人买了一根枣木手杖,价值50美分...湖里有船,在湖里游泳要三元到五元。

吴的父亲和女儿花了30多块钱去颐和园。根据武玉同期的日记,他在北大的月薪是260元。当时一般家庭月收入在10元左右。参观一次花园要花费普通家庭近三个月的工资。如此昂贵的门票价格自然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。

1928年7月1日,中华民国政府成立“内政部颐和园管理处”,接管清廷颐和园办事处。从此,颐和园正式成为公园。

虽然颐和园的门票比当时的其他公园要贵,但“湖光山色、大殿宏伟”的颐和园仍然受到一些人的喜欢。特别是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附近高校的学生,可以在春秋假期购买提前发售且低于正常价格的门票,一睹皇家园林的真容。因此,参观颐和园的人数正在增加。

颐和园还颁布了《寺庙临时保管和严格出入控制办法》,并逐步建立了一系列配套管理制度。此外,当时排云门是作为古董展厅开放的,颐和园也是用玻璃罩存放文物的。大厅里“设置了绳网引导路标,分析出入口、上下道路,避免游客拥挤,防止出现几起案件。”首先,颐和园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
很多知识分子都来过这里,留下了无数的故事。20世纪30年代,张大千住在颐和园,他的“挚友”溥心畲经常去颐和园。有一天,他们在颐和园谈论苏东坡的诗、文、词,有一股浓浓的谈兴味。张达的画枝繁叶茂,纸上几笔勾勒出一条扁舟,一人仰着头坐在船上。溥心畲心领神会,用宋元的笔法创作了赤壁山水。张大千忍不住笑了,“东坡居士夜游赤壁,多好的一幅画啊!”

张伯驹租了颐和园

民国成立后,颐和园大量房屋被出租,以维持清朝皇室的开支。当时的听亭、佛香阁、滑稽园、石船、龙王庙等建筑被出租,商人在这些建筑里设立食堂、茶馆、摄影工作室等。

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接管颐和园后,鉴于颐和园风景绝佳,出租业务大有市场。1929年,颐和园管理处对园内现有房屋进行了整修,开始向个人提供出租服务,并将园内出租房屋定位为“贵族休息场所”。

为了便于规范管理,满足不同租房者的需求,事务所根据房屋原有功能、地理位置、周边环境、面积大小、室内装修等情况,将房屋分为A类、B类、C类。到1936年,有60多所房子出租。

鲜为人知的是,收藏家和画家张伯驹是当时的租户之一。1938年春,他租下了颐和园排云殿西侧的云松窝。他入住后曾写过一首诗:“昆明,一池春水,望着海洋空叹食无鱼。茶淡饭旧如旧,只有龚湛注意起居。”诗后注:“云台岁末难,租颐和园。1938年,余还在颐和园租了房子。”张伯驹笔记中提到的“云台”是袁世凯的长子袁丁可。他们的住处相隔不远。

是袁的远房表亲。因其叔父张无子,被收养给张,张是袁世凯大哥袁世昌的妹夫。因为这种关系,两家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据说去拜访袁时,袁正在吃饭,吃着寒酸的饭菜,吃着窝窝头和咸菜,但袁仍像过去一样在胸前系着餐巾,不禁感慨万千,写下了上面的调侃诗。

有意思的是,诗中有一句“望洋兴叹空食无鱼叹”。也许这是一个关于颐和园里的鱼的有趣故事。

1928年,颐和园重归中华民国政府管辖后,改建为公园,对外开放。昆明湖作为北京西郊的重要湖泊之一,水产品丰富。新成立的颐和园办事处打算在昆明湖卖鱼,作为增加收入的捷径。

颐和园卖鱼的消息传出后,北平人争相购买,都以能吃到“御鱼”为荣。然而好景不长。随着湖里鱼的数量逐渐减少,鱼的价格越来越高,公众开始不满。

同年,河北省宛平县人韩忠福申请承包颐和园昆明湖渔业,“扩大利润来源,兴办渔业,维护湖光山色。”韩忠福从事过河道服务,有水产养殖经验,愿意按照政府的承担标准执行。经事务所举报,北平特别市政府核实,发给韩忠禹捕鱼许可证,允许他开办渔场。

韩仲接管渔场后,许多商人发现昆明湖每年都出产巨量的鱼,他们获利颇丰。他们联名向北平市政府请示:“这个公园自从建立捕鱼业以来,生产了巨量的鱼,但是湖中的荷花、藻类等东西破坏严重,妨碍了生产。所以要单独竞标投资,承接的鱼最多。”考虑到昆明湖渔业的长远发展需要,在韩忠福租赁合同到期后,北平市政府重新招标招商。

档案显示,此后有五六个渔民租用了昆明湖的渔场。在这个阶段,基本上没有哪个商人能完成合同期,续租,更有甚者,还没到期就宣布退出生意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据记载,商人们中标开业后,把湖里的鱼抓起来,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。当湖里能卖的鱼快吃完的时候,商人们已经大赚了一笔。但是因为鱼苗的饲养和保护需要一定的周期,这个周期无利可图,所以很多商人在这个时候放弃承包渔场。经过近十年的招商引资,北平市政府制定了《昆明湖渔场卖鱼须知》,把盈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随着昆明湖“皇家鱼”的热销,北平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仿冒品。当时,政府还专门安排人员检查昆明湖鱼的市场。每天早上,从昆明湖钓上来的鱼,必须由专人和商家一起运到市场。政府在市场内设立固定摊位,立起招牌标明“昆明湖产鱼”。
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,颐和园被人民政府接管,留在园内的私佃户开始撤退。昆明湖渔场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,颐和园迎来了新生。

编辑:朱萍

阅读全文